疫情之后新乡贤和乡村自治会成为乡村治理的新亮点

当前绝大多数乡村的现状，多元主体发育不足、治理分工边界模糊、治理能力整合不够，导致了乡村多元共治收效不明显。一个好的乡村治理，在发展问题上做到“人尽其才、物尽其用”，在纠纷问题上做到“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”，对于当前的乡村振兴而言，更多还是发展问题，如何通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上，让更多人才和资源为乡村所用，这是关键，这里就绕不开一个核心人群——乡贤。

在疫情之后，政府对乡村投入不得不减少、国民经济总体下行的大背景下，乡村振兴的生力军:乡贤应该接过接力棒。从现行户籍制度的设计上，很大一部分外出的乡贤已不再是本村村民，不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资格。但是他们的资源、见识以及对现代科技的掌握，却是疫情之后乡村振兴最缺的要素，不一定非得要他们重新回到村里做村民，才具有对乡村发展献言献策、贡献资源、参与治理的资格。

日本城乡社区的自治会模式可以给中国乡村振兴提供很多经验，日本的各级自治会共有30余万，分布在日本全国98%的城乡社区，是日本社会最大的公民社会组织，占全国社会组织数量总和的50%以上，构筑起了日本基层社会公民参与的网络。这套机制充分调动了城乡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积极性，与乡村基层行政机构协调合作，为乡村持续且有活力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。